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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况：西距省会成都仅47公里，东距简阳25公里，是接受成都向东向南扩展辐射的第一镇，也是成都平原经济圈极富发展前景的乡镇之一，境内辟有“两湖一山”省级旅游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工业集中发展区，早在1994年、1995年就被国家建设部和四川省列为小城镇建设试点镇。曾先后获得“四川省乡镇经济综合实力50强”、“全国村镇建设先进镇”、“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先进单位”、"省级环境优美乡镇"等荣誉称号。面积耕地。全镇幅员面积68.86平方公里,折合115500亩，其中耕地面积37154亩。占全镇总面积的33%。人口民族。2006年，全镇总人口50587人，其中农业人口40145人，占总人口的79.35%；非农业人口10442人，占总人口的20.65%。全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734人。比简阳全市平均密度高90人。汉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99.97%，余为少数民族，分别是：回、满、藏、彝族等。自然地理。贾家镇地貌以浅丘为主，其次为低山和河坝冲积平原，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8.13%。气候条件。镇境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年均气温17.7℃，年均降雨量882.9毫米，年日照时数为1250.9小时，年均无霜期300天。历史沿革，建国前，清代：简阳曾设10乡，后又设为2乡即仁善乡和义和乡，贾家属于义和乡。1878年（光绪四年），简阳设置保、甲，仁善乡设平某保，义和乡设安某保，贾家称安贾保。1919年（民国八年），简阳设10个团区，贾家属第四团区。1924年（民国十三年）到1927年，贾家仍属第四团区。现辖久隆片则划入第五团区。1935年（民国二十年）到1939年，简阳设区署，置区长，贾家属第二区，区署置于草池乡。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简阳8个指导区，贾家属第七指导区。1946年，又调整为7个指导区，贾家属第二指导区。建国后，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简阳设6个区，贾家属第二区，区署始置于草池乡。次年迁至贾家乡。1951年，简阳设17个区，贾家属第十六区，区署置于贾家乡。1953年，贾家调为乡级镇，贾家镇建置沿袭至今。1955年，简阳撤销各区序号，第十六区改名为贾家区，此建置沿袭至1992年。1992年，简阳撤区合乡建镇，贾家区不再存在，贾家镇建镇至今。行政区划，1952年，十六区分为6个大乡。贾家划分为5个小乡：五合、五指、望五、堰水、兴隆等乡。1958年，贾家建立人民公社。1959年，原贾家久隆的石经乡划入成都市郊。1985年，撤销贾家场乡，并入贾家镇，实行镇管村。1992年，简阳撤区合乡建镇，贾家区不再存在，贾家镇建镇，辖柏林、五指、久隆。1995年，行政区划微调，五指划出，单独建乡。贾家镇辖原贾家、柏林、久隆三乡区划。2010年，贾家行政区域为三个片区（贾家、久隆、柏林）25个村。贾家片有8个村（健康、断颈庙、团河、活水、二道桥、五里、竹林、滴水等）；柏林片有8个村（洗银、堰水、天宫山、民房、高坡子、劳动、兴隆、协和等）；久隆片有9个村（久隆、车厂、麦地、十八梯、快乐、大山、王家、菠萝、双林等村）。全镇共有210个社；有两个社区居委会，即城北社区和城南社区。
经济实力：2008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5.62亿元，工业总产值26.37亿元，农业总产值1.78亿元，入库税金1476万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84万元。贾家镇现有20000亩优质水果和15000亩优质蔬菜，农民的收入已由传统粮食生产过渡到规模化果蔬生产上。为进一步实现农村经济高速发展，全镇倾力打造“三大配送基地”（果蔬配送基地、肉食品配送基地、劳动力配送基地）和推进“两个集中”（土地向业主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预计农民年人均可增纯收入300元，2010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可达4650元。近年来，贾家镇以“加快发展”为根本，坚持工业抓园区、城建抓基础、农业抓基地，全力打造“活力贾家、魅力贾家、实力贾家”。工业方面，建有6平方公里的“贾家工业集中区”，园区电、水、气供应充足，入园工业企业有若男面业、帝王洁具、三和标件、五雄建材、蜀玻集团等72户，形成以机械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建材业为主的三大支柱产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8户，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3户，有中国名牌产品1个。贾家风干肉系统食品深受消费者喜爱。城建方面，城镇面积约2.5平方公里，有街道16条，5条主要街道实施彩化；有农副产品专业批发市场1个；城镇配套设施完备，水电气供应充足，日处理水能力达5000立方米，日供气能力达4万立方米，有35变电站一座，通讯、邮电、有线电视设施完备。生活垃圾实现了无害化处理。农业方面，已建成3万亩规模的桃园、梨园基地，10个村基本实现无粮村，无公害水果基地申报成功；发展规模特色韭黄、生姜、榨菜、辣椒等蔬菜共1.4万亩，并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1个，建成蔬菜专业合作社1个；畜牧基地建设方面在抓好五里猪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上，新引进规模养殖场3个，完成养猪家园建设130户。此外，以埝水村、五里村、大山村为示范的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产业发展、生态良好、基础设施进一步得到改善，群众生活宽裕；以樱桃沟景区为主的乡村旅游正在兴起，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完善，兴办农家乐30户，A级以上农家乐5户。贾家综合实力雄厚，特色优势明显。农业物产丰富，是四川粮经作物主要产区，为全国粮油、肉食、果蔬、三大商品基地；3.7154万亩肥田沃土，有2万多亩引都江堰之水，实现了自流灌溉，以生猪、山羊为主的养殖业迅速发展，优质粮食、水果、蔬菜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劳务输出的规模和效益明显提高,农业产业化渐成规模。工业起步早，起点高，门类齐全，效益好，形成了以机械、轻工、建材和食品加工为主的工业体系。财税金融发展势头强劲，第三产业繁荣活跃，科技、文化、卫生事业发达，水、电、气、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善齐备。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5.1万勤劳智慧的贾家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坚持“培育城郊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建设小城镇”的发展思路，以“构建工业支柱、发展绿色产业、经营城镇资源”为重点，使镇域经济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旅游资源：贾家镇樱桃沟，贾家镇樱桃沟旅游区位于龙泉山成渝公路旁的简阳市贾家镇和老君井乡，距离成都30余公里，紧邻成都市著名的石经寺，地理位置优越。旅游区内樱桃种植历史悠久，面积达万亩，光是大山村就有市林业局和旅游局共同挂牌的名木古树——百年樱桃20多株.如今樱花竞相开放，形成了70多平方公里花的海洋。樱桃沟内近70家农家乐，拥有良好的山地生态景观、特色水果及特色餐饮文化，具备踏青、赏花、采摘、休闲的良好条件。围绕“简阳红樱桃—春来第一果”主题，开展“观樱花、赏桃花、品樱桃”系列活动，并参与承办中国成都国际桃花节。主要活动包括有樱桃节开幕式、“樱桃乐”文艺演出、记者采风、万亩樱桃采摘、·徒步穿越百年樱桃林、吃樱桃有奖比赛、贾家镇樱桃节名小吃展销等。活动内容丰富有趣、游客参与性强，将带给游客采摘品尝时令水果的无限乐趣。附到简阳贾家樱桃沟乘车线路：1、成都—G321—石经寺—贾家樱桃沟旅游区；2、成都—成渝高速公路—龙泉湖站—石经寺—简阳贾家樱桃沟旅游区；3、重庆—成渝高速公路—龙泉湖站—石经寺—简阳贾家樱桃沟旅游区；4、资阳（安岳、乐至）—成渝高速公路—龙泉湖站—石经寺—简阳贾家樱桃沟旅游区。生态旅游长廊，贾家镇在沿龙泉山生态旅游环线两湖路5.5平方公里内，建起了生态旅游经济长廊，长廊区内以埝水村为首的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建成了各具特色的水果民居、水景民居、旅游民居、工业民居等景点民居。村街、超市、停车场陆续修建，柳苑、云来等休闲山庄和长荼乐园、李家大院、山居小筑等观光景点已成为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A级农家乐，日平均接待游客可达5000人次。贾家镇人文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遍布全镇，山水景观、风景名胜等旅游资源丰富。黄家古墓碑，黄家古墓位于贾家镇民房村，两湖路贾家段东方洁具厂右侧1公里处。墓前石碑正文为“皇清某某显妣黄母溢勤惠张老孺人之墓”。建碑年月为道光二年壬午十一月二十日。即1822年，距今已近200年了，还保存完好。兴隆寺，兴隆寺地处贾家镇兴隆寺村。始建于1641年，相传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张某率10余移民到此，拟建宅定居，因挖地基时挖出菩萨头，才改建寺庙。兴隆寺占地面积700平方米，供有燃灯古佛、摩光菩萨、十八罗汉、日月菩萨，寺中悬挂一口高2米，直径80厘米的大钟，钟声可传到3公里以外。庙前古木参天，苍劲挺拔。2006年，宗教局批准兴隆寺为固定宗教活动场所。并派住持1人，学徒数人，修建了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观、地藏殿、三圣殿等，耗资约400万元。基督教堂，基督教堂位于贾家老公社旧址。1984年，政府批准并开放为简阳基督教活动场所，2002年，由韩国上道中央教会相助，由简阳市红塔建筑公司承建。教会标志“+”十分显眼，礼堂高大雄伟，富丽堂皇，可同时容纳近1000人。古今名人，贾家镇自古人文鼎盛，名贤辈出。教育名宿吴雪琴：吴雪琴（年），学名桂馨，男，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出生，定居石经寺（原贾家石经乡，今龙泉驿区的茶店乡石经村）乡间。吴雪琴3岁丧母，12岁丧父。家贫如洗，靠继母不辞辛劳日夜纺织勉强度日。雪琴少年时就很勤奋，刻苦攻读。但苦于家境贫寒，深感前途渺茫，曾产生轻生之念，幸得继母察觉追至江边，痛哭规劝，将其救回。之后，雪琴更加用功苦读，学业日渐长进。曾华臣先生见雪琴诗文习作后感慨地说：“此子诗学当有成，可来我处志读。”于是收下雪琴免费随馆就读。后来，雪琴终于学有所成，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八月考中秀才。不久与罗英贤之长女结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经曾华臣先生举荐，雪琴被清政府选派赴日本东京留学，入宏文学院速成班，攻读教育行政。同行人有刘存厚。求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的同盟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雪琴学成归国，接任简州（今简阳市）学务局副董，筹办学校事宜。同年高等小学校改为官立中学校，雪琴兼任官立中学校监督（校长），为办学经费、校舍等问题奔忙。清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雪琴任简州劝学所视学，努力为创办简州女子高等小学校尽心尽力。同时，动员石经寺方丈圣友法师创办石经寺私立小学，为乡村民众子弟入学创造条件。民国元年（1912年）春，雪琴辞去劝学所视学职务。7月，任临时四川省议会议员，并先后任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四川优级师范学校、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学监。两度在四川省师范学校遂宁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吴雪琴在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任学监时，与校长骆成骧交谊甚厚。民国13年（1924年），骆成骧曾至石经寺的雪琴家相访。留有石经寺同吴雪琴、林百熙、演明游长松寺诗。诗曰：■嵝满地九重高，独立沧溟踏巨鳌，乘兴似随云雨去，长风万里听波涛。民国20年（1931年）3月，雪琴奉命回简阳县任教育局局长。其间，主张男、女生分校。民国27年（1938年）调任简阳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著有《雪庐诗草》2卷。1948年辞职回石经寺家中闲居。雪琴生活俭朴，对人和善，颇受乡人敬慕，一生淡薄功名利禄，出任公职多受朋友敦请。1952年病逝于乡间寓所，享年80岁。中国道教学院院长傅元天，道教全真龙门派大师。四川省简阳市贾家镇久隆片快乐村人，1925年农历五月间出生于一贫苦农民家庭。父母皆信仰道教。1946年因家庭衣食艰难，且体弱多病，年及弱冠的傅元天便投奔成都灌县水磨乡黄龙观出家，师傅张永平道长，从此成为全真龙门派道±。在家时曾上过几天私塾，不过略识文字，入观学道后，始因习经而刻苦学习文化。对道教圣典《道德经》有较深研究，不仅能背诵，且能用道教义理详解全文，依旨修持。凡与他讨论《道德经》者，莫不赞佩他的宏论博识及弘扬道教之卓绝精神。1955年到青城山常道观参拜易心莹大师，见易大师道德高尚、学识渊博，乃留居常道观，聆教于易大师。不久因青城山上清宫缺人管理，易大师派傅前往。他到上清宫后，响应人民政府鼓励道教界参加祖国建设的号召，组织道众在山上种茶、种庄稼，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他为人勤奋质朴，公正无私，工作和劳动总是事事带头苦干，而且是遇事都要想办法办好。因此他在上清宫声誉日著，1964年被道众推举成了上清宫的当家。青城山实行人民公社化，他被选为青城山道教大队副队长兼会计，白天做农活，夜晚理账目，还要管理上清宫的庙务。他任劳任怨，从不挑轻弃重，上侍奉老道长，下教育年轻道徒，重任一身，辛勤奋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道教受冲击，虽位于青城山顶峰之上清宫，亦未能够避免打砸抢抄。傅元天对此混乱局面，大惑不解。“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七十四章句)，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接易心莹大师居上清宫，亲自奉养，每日仍率道众劳动，尽心维护古道观。在动乱年月，他将道家秘传之猕猴桃素酒配方，反复勾兑实验，终于掌握了制作“道家洞天乳酒”的方法与技能。为谋道众生计，他开始设厂制作。岂知刚有经济效益，便引起某些人眼红，悍然以公社名义平调归“公”，将傅元天排挤出厂。傅元天亦一笑置之，依然率道众务农。乳酒厂终因强占者不知制作秘方，且不善经营，不久亏损倒闭。1975年，灌县文物管理所竟然接管青城山全部道教宫观，没收庙产及道士私人钱财(如易心莹大师私人储蓄亦被没收)，经书、法器等等皆一概被没收，还要住庙道众向他们交房租，要道众用高价向他们购买信徒所上之神灯油，道众敢怒不敢言。造成经堂沉寂、钟鼓无声，青城山道教俨然是已被消灭了。易心莹大师悲愤而死。傅元天心情郁闷，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忍辱负重，带着道众砍樵谋生。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青城山道教界才得以重见天日。傅元天从头开始奋力为恢复青城山道教宫观之原貌而奔忙。他带领全山道众下山挑粮，开办为香客、旅游服务的餐馆，营薄利以解决全山一百多道众的最低生活问题，进而又多方筹募资金，维修危旧庙宇殿堂，还重新筹办道家洞天乳酒厂。在宗教政策尚未能全面落实和庙宇耕地等没有收回之前，他就使全山常住道众安定下来。1980年，青城山道教协会成立，众望所归，傅元天当选为会长，并兼任常道观监院。接着，他又当选为中国道协常务理事、成都市道协会长、灌县政协副主席、成都市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常委。他既要负责青城山七座宫观(即建福宫、常道观、祖师殿、朝阳洞、上清宫、元明宫、玉清宫)、两个工厂(洞天乳酒厂和茶厂)的经营管理事务，还要兼顾新津老君山、大邑鹤鸣山、彭县葛仙山、彭县丹鼎山、成都青羊宫、灌县二王庙等地的道教教务，又要定期出席中国道协的会务会议及县、市、省政协的参政议政会议。1985年，青城山青龙岗洞天贡茶厂和响水洞洞天乳酒厂正式投产(乳酒厂于1982年筹建，1983年试产，傅元天试制成功，四川省政府授予重大科技成果奖)。在整个兴建过程中，傅元天都是同道众一起劳动，同甘共苦。1985年夏，青城山丈人峰顶岩石崩塌，砸碎了通往上清宫的半山亭，打伤了游客，而峰顶岩石更是时时有下坠的危险。傅元天为过往行人担心，他主动与当地生产队协商立即改道，新修一道以避过危险的坡坎。他向道众说明，修桥铺路，多做善事，是出家人的本分。道众一致赞同他的意见，节衣缩食担负起了修路所需的人力和财力。修好了新路，保证了行人的安全，大家都感谢青城山道众热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心肠，而傅元天一向都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随着青城山道教界所经营的劳动生产事业的迅速发展，经济条件逐渐好转，在傅元天的倡议和领导下，分期分片维修青城山宫观、山道、路亭；开办为旅游服务的商业网点；开办矿泉汽水厂；开办以爱国爱教为宗旨的道教学校，培养青年道教徒。他还东奔西走，积极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成立地方道协组织，加强宫观管理，恢复正常宗教活动，维护道教界合法权益等等，他无不尽力而为，任劳任怨。他自从出家以来，严守规戒，被全真道徒奉为楷模。自1980年以后，尽管他地位高了，宫观经济也宽裕了，但他却依然生活俭朴，睡在他那个小寮房，一日三餐素食，保持换洗两身道袍而已。虽年逾花甲，仍然操劳于教务，奔走于山上山下。生病了，躺在床上也在考虑安排教务，生活尽量自理，不拖累别人，也不许庙里和徒弟们为他破费。由于爱国爱教，道德高尚，在全国道教界中受到崇敬，在1986年中国道协第四届代表会上被选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1989年他又被推选为中国道协道教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1989年11月12日至12月2日(即农历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道教全真派在祖庭北京白云观举行隆重传戒受戒活动，傅元天是这次传戒活动的主持者之一，并被授予“大师”称号。1992年3月，中国道协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改选领导成员，众望所归，傅元天被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并兼任中国道教学院院长。同时荣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参政议政。1995年11月全真派在四川青城山举行传戒仪典，傅元天大师被推举为方丈、全真第二十三代大律师。1997年7月3日在四川青城山仙逝。书法家雷仲炜，雷仲炜（1898—1950）字晋浦，斋名“虹影楼”。四川省简阳县义和乡安贾保（原贾家镇现五指乡石岗村）人。民国时期书法家。民国初年，雷仲炜于简阳中学毕业后，考入成都存古学堂即后来的国学院。学校校长骆成骧是清代状元。雷仲炜在校读书十分用功，成绩非常优秀，颇受骆成骧器重，全校师生也十分嘉许，雷于1925年在该校毕业。雷仲炜过去曾师从毛俊臣学写字，进入存古学堂后，接受了余苍一和林山萸等名书法家的指点，进步很大。他不仅能临慕石鼓之、曹全碑、郑文公碑，金刚经怀素千字文等碑帖，形神俱肖，而且能独自创新，运用魏碑笔法写行书，走出自己的道路。雷仲炜为人勤俭、笃实，不骄不谄，豁达大度，平易近人。他不参与政治，不慕荣利，一心苦练书法。即使去亲戚家串门，也随带笔墨，暇时就秉笔书写。风朝雨夕，严寒盛暑，从不间断。甚至在行路或闲坐时，也不停地用手指比画，体会碑帖的精神。雷仲炜在成都卖字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激于爱国义愤，他参加了抗日救国后援会，对宣传抗日，作出了不少贡献。他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亡正是我们的责任。当时，简阳县龙泉驿的田颂尧军长，为了借重这位书法家的名气，以装点门面，于民国23年（1914年）曾聘请雷仲炜到他军部担任秘书。雷仲炜因辞不获，只负名义，并未负实际上的责任。成都春熙路一家印刷店门上的匾额“墨磨人斋”四个大字，下款署名田颂尧题，实际是雷仲炜的手笔。潘文华任重庆市长时（1930年），曾请雷仲炜把金刚经书写来刻在重庆通远门附近山顶的金刚塔上，雷仲炜是以金刚经的原字体书写的。1949年起，雷仲炜到洛带教书后，仍然随时去成都，向名气较高的书法家学习，谦逊如此。其后调石板区莲花小学任教。1950年10月病逝，享年52岁。雷仲炜现存的字迹，除重庆金刚塔的金刚经外，青城山天师洞还有他书定的骆成骧诗作多首，另外还有一些经文石刻分散在各地。民族人口专家张天路，张天路，男，汉族，研究员。民族人口专家,人为中国的民族人口问题奋斗了一生。青少年时期，1927年，张生于四川省简阳县贾家镇埝水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时家境十分贫寒，其父在街上与人担潲水来维持全家生计。他自幼聪明好学，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临近解放前的1948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张天路正在成都一所中学读高二，由于家贫如洗，父母已无能力供其上学，打算让他辍学回家，协助父亲劳动供养家庭，这事被当时贾家场乡乡长邓某得知后，被阻止。邓某亲到学校考察，见他的成绩为全年级第一名，当即拍板，其学费由乡上的教育基金资助，张获得继续上学机会，直至高中毕业。中青年时期，1949年，张天路22岁，风华正茂，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地学系，1953年四川大学毕业后在中央民族学院教书，一干就是近30年。地学专业就是要用脚去丈量大地，走遍祖国山川。张先生后来从事的民族人口学研究，也是迈开双脚，行走天南海北，除了对象不一样，它们的艰苦与辛苦是相同的！而在他“我是少数民族的女婿”的话语中，流露的是浓郁不解的民族深情。因为他妻子是贵阳花溪人，布依族，他常说：我是贵州的女婿，我是布依族的女婿，我是少数民族的女婿。我要把少数民族的问题研究好。黄金时段，60岁是常人退休的年龄，是颐养天年的开始，但是，张先生的闪光岁月从此才刚刚进入“黄金时段”。1980年以后才调入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从事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成为中国民族人口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曾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和民族人口研究委员会负责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副主编、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四川大学兼职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等职。主持过国家教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华的民族人口调查和分析研究课题，多次组织和参加国内大、中型民族人口（含国际）研讨会，以及赴美、加、日等国考察、交流。在这10多年里，他出了70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发表论文150多篇，调查报告、咨询报告10多份，专著有《民族人口学》、《西藏人口的变迁》、《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中国穆斯林人口》、《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西藏人口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特别是《民族人口学》是张先生数十年对民族人口学研究的总结，内容包括：民族人口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研究对象与任务，研究方法，民族演变与民族人口，民族因素与人口数量变动，民族因素与生育，民族因素与健康素质，民族因素与婚姻，民族因素与性别、年龄构成，民族因素与文化因素等，为民族研究做出卓越的贡献。《中国人口报》说：他“开拓出一片民族人口问题深远广阔的新天地”！《民族团结》杂志说他是“大器晚成的民（本文地名介绍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