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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友耕，唐友耕（1839年－1882），字泽波，大关县翠华镇人，清咸丰八年（1858）参加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任起义军先锋。次年11月在叙府（今宜宾）叛投清军，镇压李、蓝义军，升任清军参将和重庆镇总兵。同治二年（1863）率兵围剿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大渡河擒石解往成都，清政府授其云南总督，并赏黄马褂。同治八率部镇压昭通回民起义。光绪六年（1880）年署理四川提督。光绪八年病死成都提督衙署（今文化宫）。墓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毁。
二、昭通历史文化文化遗存多样：昭通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全市有新石器遗址20余处，著名的有鲁甸野石山遗址、马厂遗址和巧家小东门新石器遗址，时代在四千年左右。据1983年中国科技大学科研处编的《科研情况简报》第六期及有关论文公布，对安阳殷王武丁妻子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检测，说明距今三千年前殷朝铸造青铜器的铜矿来自今天云南的永善和巧家一带。战国至秦汉，许多墓葬出土的器物，有的具有滇文化因素，有的含巴蜀文化因素，有的近似邛都文化。有意义的是，昭通市盘营、水井湾、白沙地出土的陶器不少有“刻画符号”，或者是一种古代少数民族文字。著名的《孟孝琚碑》出土就与“粱堆”相关；崖墓分布九个县(区)，近千座，为云南之最。昭通市北坡，镇雄县城北，现存东汉以来彝族乌蒙部、芒部部分遗址。盐津豆沙关、威信棺木岩、永善桥湾，遗留着众多悬棺墓。石板墓分布于巧家、绥江、盐津、大关、镇雄、彝良、威信，早至新石器时代，晚至明代。
曾万钟，曾万钟(1894－1968)，字鼎铭，大关悦乐乡人。国民党首批授衔将军，国民党陆军上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辛亥革命时参与光复云南之役，任陆军少尉排长，后任连长。民国5年（1916），随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师入川计袁时任营长，由川返滇升任团长。北伐战争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九师、十二师师长，第三军代理军长。1935年4月9日授予陆军中将衔。抗日战争时，先后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三军军长，第五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7月，任国民党三十五军军团长。1939年2月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5月，率部参加中条山战役。1942年3月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1945年5月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当年退役回滇，参与创建云南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先后任民革省委委员、常委，民革省社联副主席，云南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1968年在昆病逝。
威信旅游：威信旅游主要由扎西会议会址、两合岩风景区、水田花房子、观斗山石雕艺术、大雪山原始森林景区、天台山溶洞、瓦石僰人悬棺等景点（区）组成。
历史文化：一、昭通历史文化悠久：昭通这块古朴神奇的土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1982年，昭通市北郊过山洞出土了一枚人牙化石，经鉴定为“早期智人化石”，距今约10万年，称作“昭通人”，填补了云南省猿人阶段到晚期智人阶段之间的空白，说明昭通市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至距今四千年的约六千年时间里，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已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了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了邑居和定居生活。西周末至春秋初期时的杜宇部落，入蜀，“教民务农”，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得到了蜀民的拥戴，当了蜀王，号“望帝”。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以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焚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进一步经略云南，派常颔将李冰开凿的焚道延伸至建宁(今曲靖)，史称“五尺道”。中原文化的南渐，今昭通地处“五尺道”枢纽，得风气之先，是云南最早、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改变汉初“闭蜀故徼”的封闭政策，重开“南夷道”，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扩大中原与西南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汉王朝在今昭通市设朱提县(郡)，昭通首次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管理之下。商品自由运销，汉文化影响蔚然成风，昭通社会经济文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自西汉建元六年至唐天宝年间，今昭通以“朱提”冠名，或为县治，或为郡治，或为犍为南部、犍为属国都尉治所，前后达800余年。其间，汉晋两代，发达的农业经济、灿烂的青铜文化特别是白铜的发明、闻名全国的朱提银、儒学的兴起和传播，表明朱提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这从汉孟孝琚碑和晋霍承嗣壁画墓等的出土发掘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尤其是汉孟孝琚碑，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之美誉，著名学者梁启超、罗振玉、袁嘉谷、黄膺、赵藩、方树梅、谢饮涧等学者对此碑纷纷进行过考证，该碑是迄今为止云南所发现的唯一一块汉碑，其碑图、碑石、碑文为研究云南古代文化史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证。霍承嗣壁画中的“夷汉部曲”的写实画像，是现存晋代壁画的唯一，对研究古代民族史及汉晋时期云南民族关系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朱提文化受滇、夜郎、巴蜀、荆楚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其表现的主要文化特征仍然属于成熟的汉文化体系。也就是说，朱提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同时包容了多种周边文化因素的复合型、地域性文化。唐宋时期，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先后称雄于云南地区，昭通既与中原文化疏离，也未能充分接受南诏、大理文化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唐豆沙关袁滋题纪摩崖，是作为封建统一国家的唐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中一项重要的实证文物，又是唐贞元间中原、巴蜀与云南交通史的真实记录。学术界认为袁滋题纪摩崖有“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阙，正载籍之误、留袁书之迹”六大历史价值。已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在今盐津县豆沙镇境内，刻石高约60厘米，宽约25厘米，全文八行，直下左行，计一百二十二字，释文为：“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严，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宋封乌蒙。元置乌蒙路。明代置乌蒙府。清雍正九年在完成改土归流后，改乌蒙为昭通。上溯唐、宋两代行羁縻之治时中断中央政权建置的近五百年，今昭通称“乌蒙”(阿猛)前后千余年。土司制度的形成和逐渐完备，因用兵、屯田、民族迁徙而形成的土著文化、移民文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值得关注，同样是昭通历史文化资源中极为宝贵的财富。清雍正五年(1727年)实行改土归流，“诏改乌蒙府为昭通府”。历雍正、乾隆、嘉庆三代，实施了一系列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繁荣文化的方针政策，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又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以兴修水利和高产农作物引进种植为代表的农业开发；朱提银铜的再度辉煌；因大规模铜运而推进的水陆交通建设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儒学的日渐复苏；非本土宗教文化的进入等等，昭通历史文化仿佛又走进了繁荣的朱提文化的又一个轮回。可惜，匆匆而来的晚清咸同年间的动乱，又一次断送了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好前程。民国时期的昭通，成为云、贵、川三省边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时有“小昆明”之美誉。昭通涌现出了中共早期云南地方组织领导人刘平楷、李国柱，中国中央军委确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位军事家之一的罗炳辉；昭通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本文地名介绍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